唐古拉山的桔子罐头

文/朱东明

四月的唐古拉山南坡，风带着棱角。我缩在军用大解放的后斗里，帆布篷被风抽得“啪啪”响，寒气像无数根细针，顺着军大衣的缝隙往里钻。五位战友挤成一团，肩膀抵着肩膀，呼出的白气刚到嘴边就凝成霜，睫毛上结着一层薄冰，眨一下眼，能听见细碎的“咯吱”声。

“都精神着点！”副驾的陈新宝回头喊，声音被风撕得七零八落。我使劲搓了搓冻得发木的手，指关节“咔咔”响，心里盼着快点到地方。

车窗外的海拔表指针像灌了铅，一点点往上爬，爬到4800米时，我的太阳穴开始突突地跳。远处的山是黑褐色的，雪线像条脏兮兮的围裙，围在半山腰，再往上，就是光秃秃的碎石坡，连只鸟都看不见。我们要测的这片区域，在地图上是片模糊的空白，所谓的“路”不过是车轮碾出的几道浅沟。

刚到第一个测点，就遇上邪门事。杨班长蹲在地上调经纬仪，他是队里的“活地图”，在戈壁滩、雪山里待了十几年，目测距离从没差过三百米。可这次，他眯着眼看了半天，又对着观测镜瞅了瞅，突然“咦”了一声：“不对啊，那测旗看着也就七八公里，怎么仪器上显示十六公里？”

新兵小郝脸都白了，手里的记录本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：“班长，仪器是不是颠坏了？”

陈新宝蹲下来，拿过观测镜重新校准，调了三次，数字还是在十六公里上下晃。杨班长站起来，望着远处那面小小的红旗，忽然一拍大腿：“嗨，是高原的鬼把戏！这儿空气稀，没遮挡，瞅着近，实则远，咱眼睛被骗了！”

为了保险，陈新宝让老李开车跑一趟。一个多小时后，老李跳下车，拍着里程表：“实打实，十六公里还多两百米！这破地方，看啥都跟拿放大镜似的！”小郝抹了把额头的汗，冻得直哆嗦，却咧着嘴笑：“敢情不光咱头疼高反，连眼睛都得在这儿犯迷糊！”

四月的藏北，天气变得比翻书还快。有一回测山顶导线点，杨班长带着小郝在山顶架仪器，我和陈新宝在山腰记录。突然，天边滚过一团乌云，快得吓人，转眼就压到头顶，天一下子暗下来。“不好，下雹子了！”话音刚落，狂风就卷着冰粒砸过来。我抬头看山顶，杨班长正扑在全站仪上，军大衣的后背被冰雹砸得“咚咚”响，小郝也扑过去，用身子护住仪器的另一头。 

那仪器金贵，是进口的，怕震怕冻怕受潮。我和陈新宝抱着备用设备往山顶爬，风把人吹得直打趔趄，冰雹砸在脸上疼得睁不开眼。爬到山顶时，看见杨班长和小郝像两块石头似的趴在那儿。陈新宝喊他们躲躲，杨班长在风里吼：“仪器不能砸！砸坏了咱这活儿就甭干了！”

那半个多小时，漫长得像一个世纪。风停的时候，太阳又出来了。杨班长站起来，后背的军大衣被砸出一个个小坑，他拍了拍冰碴子，先去看仪器：“还好，没进水。”小郝的耳朵冻得通红，却嘿嘿笑：“班长，咱这姿势，跟雕塑似的！”

高原的苦，不止是天气。高反像个影子，天天跟着我们。刚到那几天，谁都睡不着觉，一躺下就觉得胸口压着块大石头，喘不上气，只好背靠着帐篷杆坐着，迷迷糊糊打个盹。第二天起来，头疼得像要炸开，太阳穴突突地跳，像有小锤子在敲。

水烧到七十度就开锅，煮的饭半生不熟，米粒硬邦邦的，嚼起来像沙子，咽下去的时候，嗓子里剌得慌。菜就是脱水蔬菜，泡开了黏糊糊的，带着股土腥味。

杨班长是最先扛不住的。测13号导线那几天，他不知吃了啥，开始拉肚子，一天跑好几趟厕所，脸色一天比一天白，嘴唇裂得全是口子，说话都没力气，可每天早上还是第一个起来，拄着铁锹，眯着眼看测点方向。

有天早上，他想站起来去看仪器，刚直起身子就晃了晃。我扶住他，摸到他手心里全是冷汗，额头烫得吓人。“班长，你发烧了！”陈新宝跑过来，用手背试了试，眉头皱着：“这不行，必须歇着！”

杨班长摆着手，声音虚得像蚊子哼：“没事，老毛病，扛扛就过去了。那几个点今天必须测完……”话没说完就咳起来，咳得腰都弯了，脸憋得通红。陈新宝硬把他按回帐篷里：“你在这儿躺着，我带他们去！你要是倒下了，后面的活儿谁领着干？”

那天我们测了三个点，来回跑了四十多公里。碎石坡上不好走，我摔了两跤，膝盖磕在石头上，青了一大块，疼得钻心。小郝的脚磨出了泡，一瘸一拐的，可谁都没吭声。回到营地时，太阳已经快落山了，每个人都累得不想动，往石头上一坐，就起不来了。

小郝把高压锅端下来，揭开盖子，米饭还是夹生的，一粒粒硬得像小石子。“唉，又是这玩意儿，”他叹了口气，拿起勺子扒拉了两下，“现在看见饭就发愁。”陈新宝揉着太阳穴，头疼得厉害，他摸了摸食品箱：“把桔子罐头开了吧，兴许能开开胃。”

我们的给养里，桔子罐头是稀罕物。出发时带了五听，想着万一谁高反严重，吃点甜的能好受些。陈新宝翻了半天，掏出两听罐头，脸色沉了沉：“就剩这俩了。”

帐篷里一下子静了。谁都知道这罐头金贵，在这连口新鲜菜都吃不上的地方，那甜甜的桔子水能让人忘了头疼、忘了累。小郝挠了挠头，往杨班长的帐篷瞅了瞅，小声说：“要不……给班长留着？他病着呢”，另一个战友也点头。

陈新宝掂着罐头，想了想说：“班长病着，得补补，给他一听。咱五个，分另一听。”

大伙都没意见，可谁也没动手。正说着，杨班长扶着帐篷杆走出来，腿还打晃，脸色白得像张纸，嘴唇干得爆了皮，嘴角还沾着点干了的血痂。“你们……吃饭了？”他声音哑得厉害，像砂纸磨过木头。

陈新宝赶紧迎上去：“班长，你咋出来了？快回去躺着！我们给你留了罐头。”杨班长摆摆手，“我不饿，也吃不下，你们吃吧。你们白天跑测点，耗体力，得补补。”

“那哪行！”小郝急了，把罐头往他面前推了推，“你发着烧呢，不吃点咋行？这罐头甜丝丝的，兴许吃了就舒服些。”

杨班长笑了笑，那笑容在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虚弱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里面还沾着点风沙。“我真没事，老毛病，扛两天就好了。”他拿起一听罐头，塞回陈新宝手里，“这罐头留着，万一后面谁高反厉害了，还能救急。”

陈新宝还想再说啥，杨班长摆了摆手：“听我的，赶紧吃饭，明天还得早起。”说完，他扶着帐篷杆，一步一晃地回了帐篷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五个围着那听罐头，谁都没动。小郝把罐头往箱子里塞了塞：“要不……也留着吧，等班长好点了，咱一起吃。”没人反对，帐篷里只剩下嚼夹生饭的声音，咯吱咯吱的，像在嚼沙子。

几天后收拾东西准备转移时，小郝在食品箱最底下发现了那两听罐头，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，上面还落了层薄灰。杨班长看着罐头，挠了挠头，嘿嘿笑了：“我想着你们年轻人耗体力，比我更需要这个。”我们五个你看我我看你，都红了脸——其实那天，我们谁也没动那听打算分着吃的罐头，都想着让他多吃点。

从那以后，这两听罐头就成了我们的“精神支柱”。每天吃饭时，陈新宝都会把它们拿出来，摆在石头搭的“桌子”中央。阳光好的时候，罐头壳反射出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，我们就看着那光，想象着里面甜甜的桔子水，一口一口把夹生的米饭咽下去。

高反最厉害的时候，我一整夜一整夜地坐着。头疼得像有无数根针在扎，胃里翻江倒海，白天吃的两口饭全吐了。陈新宝看我实在熬不住，把罐头拿过来，拧了拧盖子：“吃两瓣？”

我看着那罐头，铁皮壳上印着的桔子图案已经磨得模糊了，可还是能想象出里面橙黄的瓣儿。我摇了摇头：“留给班长吧，他比我更需要。”话虽这么说，看着那罐头，心里却好像真的舒服了点，至少觉得，不是一个人在扛。

小郝年轻，火力旺，可也架不住天天吃夹生饭、受冻。有天晚上，他抱着膝盖坐在帐篷角落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我凑过去，听见他小声地哭，说想家，想妈妈做的红烧肉，想家里的白面馒头。

杨班长不知啥时候醒了，挪过去拍了拍他的背，指着外面的罐头：“你看那罐头，像不像咱老家的橘子？等咱完成任务回去，让你妈给你买一筐，管够！”小郝抹了把眼泪，抽噎着问：“真的？”“真的！”杨班长说得肯定，“但现在，咱得把活儿干好，不然回去都没脸见人。”

小郝吸了吸鼻子，点了点头，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本子，在上面画了个大大的橘子，旁边写着：“完成任务，吃橘子！”

就这样，我们带着那两听罐头，一个点一个点地测，一条线一条线地量。有时候在雪地里趴半天，为了调平仪器，手得按在冰上，没一会儿就冻得失去知觉，起来搓搓，搓出红印子，接着干；有时候为了找一个视野好的观测点，得在碎石坡上爬几个小时，碎石子把手心磨出了血泡，破了，结了痂，又磨破，最后成了厚厚的茧子；有时候遇上暴风雪，就把帐篷扎在背风的石头后面，听着风声吼一夜，第二天风一停，抖掉身上的雪，立马爬起来架仪器。

有回测一个海拔5200米的山顶，我刚架好仪器，突然一阵头晕，眼前发黑，直挺挺地往后倒。迷迷糊糊中，感觉有人把我拖到石头后面，往我嘴里塞了块糖。等我醒过来，看见杨班长蹲在我旁边，脸色比我还白，他手里拿着那听罐头，盖子已经拧开了点缝，露出里面橙黄的颜色。“吃点？”他声音哑得厉害。我摇了摇头，推回去：“我没事，歇会儿就好。”他没说话，只是把罐头往我面前又送了送。

那天，我们最终还是没吃那罐头。杨班长把盖子重新拧好，放进我背包里：“带着，万一再晕了，吃点甜的能顶会儿。”

终于，在七月底的一个晴天，最后一个测点的数据记录完毕。小郝把仪器收起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咧着嘴笑，眼泪却掉了下来：“完了……咱真的干完了……”陈新宝掏出烟，给杨班长递了一根，自己也点上，深深吸了一口，烟雾在他眼前散开，他望着远处连绵的雪山，声音有点哽咽：“是啊，干完了。”

回程的路上，解放车走得很慢。我们谁都没说话，看着窗外掠过的熟悉的碎石滩、雪山、河流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那两听罐头被陈新宝放在驾驶室的仪表盘上，阳光透过车窗照在上面，亮得晃眼。

回到城里测绘大队的那天，营区里锣鼓喧天，战友们列队站在门口，掌声雷动。大队长握着我们的手，一个劲地说：“好样的！辛苦了！”

陈新宝指着车上的罐头，笑着说：“大队长，这俩玩意儿，比军功章还管用！”

我们把高原上的故事讲给大队长听，他听完，拿起那两听罐头，翻来覆去地看着，眼眶慢慢红了。“这哪是罐头啊，”他声音有些发颤，“这是你们测绘兵的魂，是战友情啊！”

后来，这两听罐头被摆在大队的荣誉室里。再后来，荣誉室改成了测绘军史馆，搬到了中山公园旁。每年都有新战友来参观，讲解员指着那两听褪了色的罐头，总会深情地说：“当年，就是这两听罐头，陪着六位测绘兵在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上，扛过了暴风雪，扛过了高原反应，扛过了所有的苦。他们谁都舍不得吃，想着留给最需要的人。这，就是咱测绘兵的情谊，是刻在雪山上的忠诚！”

我有时候会想，那罐头里的桔子，到底是啥味道？或许，它根本就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在唐古拉山的寒风里，在那些头疼欲裂的夜晚，在每一个想放弃的瞬间，那两听罐头就像团火，暖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，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扛。这就够了。